人文与科学之争作为现代世界思潮的巨大底流，其分疏与融合的态势无论从哪一个维度都呈现出由微至显、由缓至急、由简到繁、由点到面的复杂景观。以思想史为对象的研究工作者很难置身局外不受其影响。东京大学佐藤慎一教授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2月出版）一书，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力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实现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视界融合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即是世界范围科学与人文主义之争在中国思想界的回响。到40年代，金岳霖用“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来概括它们之间的不同。他在《论道》中说，“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可以站在其对象范围之外，采取冷静的态度，暂时忘记研究者是人。而研究元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以动心、怡情、养性。到80年代，金岳霖的学生林毓生仍然十分重视区别“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国人文的重建》等），强调人文学要肯定人的价值，找寻人的意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的社会、人类活动的“功能”与“功效”，并不触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因而认为“人文学”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无法用“科学方法”或一般人所了解的“社会科学”来解答，虽然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做为“人文学科”工作人员的参考，但是想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找寻人生的意义，是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工作者则力图调适人文与科学的紧张冲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求综合创新，提出了“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论、批判地超越”（方克立语）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原则。
在日本情况则有所不同。战争期间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一切思想和学问都逐渐为军国主义所利用，有的甚至为虎作伥。为此吉川幸次郎在1941年就严厉地批判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只选取那些与时下的思想趋向容易合拍的相关事象进行演绎并以此为满足的学风，提倡学术研究中“客观的科学的精神。”（《中国之任务》）与此相应，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也在探讨“人文科学”的本质，认为作为大东亚建设思想资源的人文科学应采取“主体优位的立场”，以促使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高坂正显《人文科学的本质与课题》，载《东亚人文学报》第三卷第三号1944年1月。）战后日本学者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在一方面以自我为中心的憧憬想象（如竹内好）、一方面力图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研究（如沟口雄三）的双重变奏中推进发展的。1996年底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出版，给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一种新气象，对峙已久而又瓜葛极深的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学派分野可望从此不再横眉冷对，相反却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全书由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四章组成，都围绕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文明观的转换这一中心展开论述。他尽可能地深入到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对他们的言说和经历的历史事件进行内在的细致的理论分析，而反对那种只是简单地用“进步”或“反动”来贴标签的做法。佐藤慎一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在丸山真男等著名思想家门下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这使他有信心和能力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进行冷静的、理性的分析。之后，他又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特别是在岛田虔次门下亲炙深厚纯正的人文学的中国研究的精妙独到之处，这种体验对他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73年开始他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占主流的东北大学法学部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环境中工作了14年之久。之后于1987年调至人文学研究者占主流的东京大学文学部。这种经历使他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这里也必须指出日本学者似乎有过分强调方法论的传统。例如60年代发表了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80年代出版了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中译本书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而与书名相同的篇名则译为《研究中国的方法》，恐怕不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到90年代《作为“方法”的思想史》（安丸良夫著）也出版面世。在与佐藤慎一教授一次交谈中，记得他也曾这样对我说过：“如果一个研究者没有掌握一种好的研究方法，再详尽再珍贵的资料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堆垃圾。”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的“后记”中，他从不同的层面提及“方法”问题就有四处之多。方法固然重要，但过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最易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过分强调方法也容易使自己与真实的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人为的隔膜而难以深入其堂奥，以致再精彩的逻辑分析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因此日本人要真正了解亚洲、了解中国，仅仅靠方法的花样翻新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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